首页 > 正文
虽然我小学就在报纸上刊登过国画，高中就发表过文章，大学毕业给某都市报写日更的千字专栏，先后出版了十几本书，但给《北京晚报》（下文简称“晚报”）撰稿，还是知味版创办以后。快到“拍老腔”的年纪了，或许因为供稿仅七八年，算不上老作者，我和编辑交流的时候，不大敢摆“老前辈”的谱。
一天，我居然在家里翻出一张1995年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制发的“报纸零售员市场经营证”，立刻拍照发给编辑，说：“这是我妈三十年前卖晚报的许可证。”
编辑肃然起敬：“老报人了！”
我妈确实卖过四五年晚报，大概就是我上初中、高中那会儿。我的老师、京城叫卖大王臧鸿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每次看见我，都要提一句：“以后可得好好孝顺你妈，别忘了她大风天在羊市口扯着嗓子喊‘晚报’，供你上大学。”臧鸿先生曾在小花艺术团当老师，他工作的地方（东花市文化站）离羊市口很近，总能看见我妈出摊儿。
说实话，我真回忆不出什么了。上初中时，我每天从崇文门的九十六中回家，按说会经过羊市口，但完全没有印象深刻的事。如果是作家写这个题材，大概会加点“怕同学知道自己的妈妈是卖报的而故意绕路”之类的情节，但在那个年代，歧视现象极为罕见，我同学的家长有开小卖部的、有修自行车的、有卖早点的，最多的是当工人，也有做生意的，谁也没觉得谁高人一等。等到上高中时，我每天从夕照寺的五十中回家，是相反方向的路，更无法相遇。唯一残存的记忆，是每天晚上我妈卖报归来，拿着一沓儿报纸进家门的样子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卖报人的鲜活历史，再过几年，未必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来了。所以我跟我妈仔细聊了聊，记叙如下——
1992年，我妈从北京染料厂退休，至于我爸被下岗分流，是后话。我问：“您的退休金有多少？”我妈说：“也就百八十的。当时你想买一个变形金刚，十几块钱，愣是没给你买，现在我一想起来就难受，多听话的孩子，给买一个怎么了……”我赶紧拦住话头儿，要是不拦着，又改“忆苦思甜”了。我继续问：“您怎么想到卖晚报的呢？”
我妈说尽管退了休，她才五十岁，还想找点事做。白桥大街有个老太太一直卖晚报，她推着小孩坐的那种竹子车，算个固定摊位；她的儿媳蹬着小三轮，批完报纸，串胡同卖。我妈一想，既然她能卖报，我也能，就去花市邮局，跟管发行的人说想卖报。人家问：“你有摊儿吗？”我妈答：“没有。”“那你卖不动，先来五十份试试吧。”
一开始，晚报是四毛钱一份，我妈刚卖报几个月就涨到五毛钱一份；先前卖一份赚八分钱，调价后卖一份赚一毛钱，五十份都卖完，能挣五块钱。在邮局缴纳押金后，每天下午一两点去邮局批报——报车一来，先卸大包的报纸，再给批报的人分，这些人拿去卖，大概是一周后再到邮局结账。
我问：“这些摊儿都是市里给安排的吗？”我妈说：“没有，都是自己占地儿，有大有小。东便门立交桥下边有大摊儿，那里来往的人多，车水马龙，所以人家卖的报刊品种也多。我刚开始卖报那会儿，没摊儿，没经验，就去崇东大街北边的‘浙江村’。”
羊市口北口的马路北边，即现在明城墙遗址公园的位置，过去全是私搭乱建的老房，低矮破旧，进院净要下台阶，堪为民国以来铁路工人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清朝末期，铁轨从前门东站沿城墙直抵东南角楼，斜开墙洞后继续往北，铁路工人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盖窝铺、搭灰棚，一住就是几代人；此地称“铁路工棚”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拆迁后，改建为明城墙遗址公园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商品经济大发展，很多来京的浙江人在“铁路工棚”租房，制作、倒卖皮鞋，老崇文人就管那里叫“浙江村”。当年售卖的皮鞋质量良莠不齐，羊市口北口有修鞋的，专门修从“浙江村”买的鞋。我妈刚入行，不敢跟同行抢地盘，就背个书包，包里装上五十份晚报，钻进“浙江村”那些连转身都困难的小巷。
我问：“用吆喝吗？”
我妈说：“不好意思吆喝，但不吆喝又不行，人家还以为你给谁送报纸呢。所以我就装看不见人，扯着脖子喊‘晚报’！”
“五十份都得卖完吗？要是碰上下雨天还去不去？”
“当然要卖完。下刀子也得出去啊，要不然报纸就砸手里了。”
就这样，我妈走街串巷了好几个月。后来，在羊市口卖报的老头生病了，不再批报，我妈就占了那片地儿，算是有个固定摊位。这里把着进出羊市口的要地，头条、二条、三条那几条胡同的人都来买报。
有摊儿以后，每天就敢卖一百份晚报了。起初，我妈不敢多批报，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可卖一百份晚报能挣十块钱，一个月就是三百块钱，比退休金多多了……慢慢地，读者和我妈熟络起来，都上她这儿买报，便一百份、一百五十份、二百份地往上涨，到后来又加订了别的报纸。过年前夕，她会订一些《北京广播电视报》，报上刊登电视节目预告，读者可以按时收看。《北京广播电视报》是周报，可以卖一个礼拜，卖不完还管退，但晚报只能卖一天，邮局不给退。
我妈也卖过《北京青年报》：“礼拜三是‘青年周刊’，我就订三份，有固定的人买，多进了也卖不出去。”
卖五十份晚报的时候，邮局不给办证，等有了固定摊位，邮局才给办证。
有摊儿之始，我妈也是推竹子车。那种车中间有块板，可以放报纸，两边给孩子坐的板上，可以放杂货。后来能卖二百份晚报了，我妈就去自行车商店，花四百五十块钱买了一辆特价处理的小三轮。每天她骑着小三轮去批报，批完报纸，把车往路口一停，报纸一份一份平铺在“斗儿”里，还挺是样儿！
我妈骄傲地说：“我靠着卖报纸攒下钱了！那会儿BP机（寻呼机）特别时兴，你爸好面子，我就给他买了一个。他别在腰上，来回溜达，还跟水果摊的摊主说：‘有事儿您呼我。’人家能有什么事啊！”
1997年7月7日，我在汇文中学参加高考。我妈说：“中午我就是骑着这个小三轮，到汇文中学门口，看你走出校门，骑车离开，我再骑小三轮回去。”
“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来，你大姐特别高兴，专门骑车回家，正好路过我的摊儿。她兴高采烈地说：‘我来看看我弟，他考上北大了！’旁边几位来买报纸的老顾客，都为咱家感到高兴！”
“1997年底，北京开始建设书报亭，很正规，谁能卖报谁不能卖报，也出台了相应的标准。这些工作岗位都分配给失业者，有工资、退休金的，不能卖报了，正好我的腿不行，便顺势‘收摊儿’。”
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。最早，球迷在书报亭买《足球》《体坛周报》，军迷在书报亭买《兵器知识》《舰船知识》《航空知识》《轻兵器》，时政爱好者在书报亭买《参考消息》《环球时报》，爱美人士在书报亭买《精品购物指南》《世界时装之苑》《时尚》。我当记者的时候，北京有八家都市报同台竞技，但北京市民买得最多、感情最深的，还是《北京晚报》；书报亭代售饮料，只能算顺手而为……
现如今，纸媒式微，北京几乎看不见书报亭了，但人人抱着的手机，真能取代报刊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