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观园的丰产之美

中国的园林，向来讲究自然之趣与人文之韵的融合。它所追求的，是亭台楼阁、泉石花木，移景于庭，聚景于园，于繁华市井中建造出一方“仙境别红尘”的天地。

它可以让帝王权贵在微缩山水间体味山河在握，也能让风雅士大夫于咫尺林泉中暂息尘劳。但在不少贵族园林和文人园林的审美叙事中，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倾向：以远离生产为雅。

这种审美取向，正是已故景观设计师、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创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所批评的“小脚美学”——明清以来日益精致化的古典园林，像女子缠足一样，以牺牲自然功能为代价，去追逐一种脱离现实的“雅致”。于是，有用的灌渠被改为装饰水景，丰产的良田变成观赏草坪，招摇的牡丹和玫瑰淘汰了蔬菜草药，健康的树为了制作盆景而被致残扭曲……这种美耗资巨大，却脆弱不堪，一旦停止照料便难以维持。它主要服务于士大夫阶层的赏玩心境，却割断了土地与生活的血脉。

直到今天，许多景观建设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审美惯性。然而，在曹雪芹笔下，那座“集天下大观”的大观园，除了华美奇幻、诗意风流之外，却暗藏着另一种长久被忽略的别样之美——丰产之美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五、五十六回中，因王熙凤身体不适，王夫人先令李纨暂管家务，又命探春协助，并请宝钗暗中相助。在协理家务的过程中，凤姐碍于情面不好出口的，探春敢于提出；李纨未曾想到的，她主动献策，展现出果敢聪敏的一面。

这位“敏探春”从奴才赖大家的花园经营中得到启发：“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，谁知那么个园子，除他们戴的花，吃的笋菜鱼虾之外，一年还有人包了去，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。从那日我才知道，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，都是值钱的。”

探春由此发现，大观园中的竹笋、菜蔬、稻谷、花草等物没有得到合理利用，近乎暴殄天物。于是，她在大观园内推行了一种今天看来近似于“承包经营”的办法，将园中的竹林、花木、稻田等交由专人负责，一番改革下来，不仅暗含开源节流和用人管理的智慧，更无意间揭示了一种造园理念的转变——园子不必只是“看”的，也可以是“用”的。园中的竹子交由世代负责打扫竹林的老祝妈料理，稻香村一带的菜蔬稻谷托付擅长种田的老田妈培植；蘅芜苑的香草可以卖到香料铺，怡红院的玫瑰、蔷薇、月季、宝相、金银藤晒干了，也能卖到茶叶铺和药铺。

如此，大观园便不再只是供人吟赏的贵族庭院，也成为一个兼具观赏、生产和供给功能的微型田园。

一个丰产的、生机勃勃的大观园出现了。

关于大观园是否存在现实原型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至今没有定论。较为稳妥的说法是，曹雪芹融会自己对南北园林的见闻与生活经验，再加上艺术想象，创造出了这座理想的文学园林。

曹公之伟大，在于写了大观园华美的同时，也写了超前的造园观点：“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；既可用，便值钱”。听完探春的主张，宝钗还笑赞：“善哉！三年之内，无饥馑矣。”这恰恰与俞孔坚教授所倡导的“大脚美学”遥相呼应：肯定自然、健康、丰产和有用之美，回归土地伦理，学习农民的智慧，尊重大自然内在的生产力与生命力。不妨说，早在两百多年前，曹雪芹创造的大观园中，便已经埋下了与这种思想相通的种子。

但不幸的是，探春这番改革虽已推行，却没有把大观园变成全然和谐的田园。利益带来了勤谨，也带来了新的摩擦。更根本的是，贾府积弊深重，探春的权限又十分有限，仅靠一座园子的兴利节用，不足以扭转整个家族的衰败。

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，探春悲凉地预见：“可知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这是古人曾说的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！”大观园的丰产之美，终究没能挽回家族衰颓的命运，只能随落花流水飘零散去。

但当我们翻阅《红楼梦》，在那些亭台水榭、竹影花香之外，若能看见沉甸甸的稻穗、荷塘的肥藕、竹林的鲜笋、晒干的花草——看见一座园林如何在大地上诚实生长，如何供养生命，我们便触摸到了大观园最动人的另一重面容：那不是病态的、脆弱的装饰之美，而是健壮的、丰饶的、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别样之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