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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院宽阔的蒙藏学校旧址，位于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，分为东、西两座院落。东院建于明代永乐年间，初为常州会馆，清代改为右翼宗学，民国时期为松坡图书馆；西院建于清代康熙、雍正时期，初为傅伯府，后为绵德府（贝子府）、毓公府。1916年，这两座院落成为蒙藏学校校址后，李大钊、邓中夏、赵世炎等在此传播马克思主义，蒙古族青年多松年、乌兰夫等在此开展革命活动，第一个蒙古族党员荣耀先在这里宣誓入党，第一个少数民族团支部、党支部在这里诞生，第一份少数民族红色刊物《蒙古农民》在这里创办。
如今，几经更迭的蒙藏学校旧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西院分为11个展厅，其中10个展厅的主题为“中华一脉，同心筑梦”，另有一个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；东院正在布展，暂未开放。
开明王爷创办新式学堂
蒙藏学校的创建人贡桑诺尔布，喜吟咏，好诗文，工书画，诗词歌赋无不精通，有《竹友斋诗集》传世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性情温和，关注百姓疾苦。世袭爵位后，他改革旗政、减轻差徭、编练新军、开办工厂、扶助农桑、兴办新式学堂，成为遐迩闻名的新派开明王爷。
早在1902年，贡桑诺尔布就积极响应清廷新政，在王府西院（即西衙门）开办了蒙古族地区第一所新式学堂——崇正学堂，并亲自担任校长。崇正学堂招收旗民青少年及适龄儿童入学，一切费用全免。开学时，他欣然赋诗道：“朝廷百度尽维新，藩属亦应教化均。崇正先从端士习，兴才良不愧儒珍。欣看次日峥嵘辈，期作他年柱石臣。无限雄心深企望，养成大器傲强邻。”贡桑诺尔布教育救国、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次年，他东渡日本考察。回国后，借鉴日本办学经验，成立守正武学堂及毓正女学堂，培养造就了一批蒙古族知识分子和军事人才。
1912年，贡桑诺尔布来到北京，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。他有感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，有了新的办学计划。1913年，他将咸安宫蒙古学、唐古忒学、托忒学、理藩部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，经过扩充和改造，创建了蒙藏学堂。起初，蒙藏学堂的校址在西皇城根，3年后搬到了西单小石虎胡同。曾经的贝子府，从此书声琅琅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在晚清的蒙古族王公贵胄中，贡桑诺尔布是有名的“新派”人物。据说，他与清政府内部的革命党人吴禄贞过从甚密，双方经常有书信往来。吴禄贞随肃亲王善耆巡边时，曾到访喀喇沁王府，贡桑诺尔布设家宴款待。他们把酒夜话，相谈甚欢，直到吴禄贞喝得酩酊大醉。出门时，吴禄贞卧倒在台阶上。于是，贡桑诺尔布手书“吴绶卿醉卧处”六个字，命人刻石立于台阶右侧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他通过创办蒙藏学校培养新型人才的“新派”思想，也许与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关。
卸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后，贡桑诺尔布一度担任蒙藏学校校长，对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作为晚清时期的王爷，他的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。但在他的倡导下，蒙藏学校求真、求新、求变的校风，还是产生了有益的影响。
大枣树下传播革命思想
蒙藏学校旧址西院有一株粗壮高大的枣树，枝叶婆娑，绿荫匝地。这棵清朝初年栽种的枣树，树龄已近400年。树下的一组雕像，再现了李大钊向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的情景。这棵被称作“西单枣树王”的大枣树，见证了蒙藏学校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投身于革命运动的历史。
1923年，李大钊指出“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，培养民族干部”。他指示第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荣耀先返回家乡，动员进步青年到蒙藏学校学习。荣耀先回到土默特旗后，很快招收了30多名蒙古族青年，其中包括乌兰夫和多松年。
乌兰夫在回忆录中说：“1923年冬，李大钊、邓中夏、刘伯庄、赵世炎、李渤海等同志，先后到蒙藏学校，通过个别谈心、介绍进步书刊、吸收我们听讲座等方式，向我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。”至于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，乌兰夫回忆说，那天晚上，同学们正在热烈讨论，邓中夏和一位留着乌黑平头、浓眉浓发、戴一副无边眼镜、身穿灰色粗布棉袍的先生走了进来。大家起立相迎，都觉得此人面熟，但又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经邓中夏介绍，大家才知道他就是李大钊。
李大钊逐一倾听学生的发言，最后说，现在只有一个党是真正革命的，只有她能够担负起打碎旧世界、建立人民大众的新政权、最终实现民族平等的使命，这个党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。
那次会面，李大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些上下求索的进步学生，终于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曙光。
此后，李大钊经常派人到蒙藏学校，向学生们介绍国内外形势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，使蒙藏学校成了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。而院内的大枣树下，通常成为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与进步学生促膝谈心的地方。
与乌兰夫同时入学的多松年，曾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回国后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，在牧区建立起80多个农会。1927年4月，他作为热河、察哈尔、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唯一蒙古族代表，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同年8月，在返回张家口传达中共五大精神时，多松年不幸被捕。他宁死不屈，英勇就义，年仅22岁。
在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室的玻璃展柜里，我看到了多松年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。风华正茂的年纪，不惜为信仰献出生命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红色刊物犹如一座灯塔
在蒙藏学校学习期间，多松年、乌兰夫、奎璧等编辑出版了《蒙古农民》。这本红色刊物虽然只出版了4期，但对少数民族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启蒙引路的作用。
1925年初，蒙藏学校党支部成立，多松年任支部书记。不久，赵世炎对多松年说，按照李大钊同志指示，组织上交给你们一个新任务，由你们创办一份刊物，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。多松年意识到，这是党组织对他们的信任，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。
回到学校，多松年与乌兰夫、奎璧在宿舍研究办刊事宜，将办刊宗旨、刊物内容、稿件来源、刻印发行等事项逐一落实。至于刊物名称，多松年建议叫《蒙古农民》，因为这个名称通俗易懂，容易被广大蒙古族群众接受，同时也便于规避检查。乌兰夫和奎璧当即表示赞同。接着，他们按照分工，各自去做创刊号的准备工作。为了提高刊物的针对性、可读性和影响力，多松年专门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、绥远等地进行社会调查，并走访家乡归绥的工厂、学校和牧区，获得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材料。在此基础上，撰写和组织了一批有分量的稿件。
1925年4月28日，《蒙古农民》正式出刊，设有政论、诉苦、醒人录、好主意、蒙古曲等栏目。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，大喜过望。他满面春风地对多松年、乌兰夫和奎璧说，你们搞得不错，理论联系实际，针对性强，很有战斗力，就这样办下去。
作为最早面向蒙古族群众的革命刊物，《蒙古农民》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宗旨，它犹如一座灯塔，使蒙古族群众看到了前进的方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