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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的秋天是否来得格外早些？笔者不得而知，但那一年8月来到北京的郁达夫，却早早感受到了北国之秋的况味。当年的8月16日，是郁达夫来到北平的第三日，恰逢农历七夕节，这一天他同时收到了《人间世》和在《当代文学》杂志任编辑的友人王余杞向他“索稿”的信函。据《郁达夫日记》记载，“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”，看来他再不向王氏提供一些文稿，“这一关”是无论如何过不去了。
第二天也即8月17日，郁达夫晨起上厕所，“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，竟悠然感到了秋意，确是北平的新秋”。他不禁心有所动，回屋后一气呵成完成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小文，即《故都的秋》。然而就是这篇为了“应付交差”才匆匆写就的随笔文字，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名篇，个中奥秘何在？
作为一篇匆匆写成的“急就章”，《故都的秋》结构的散漫和谋篇布局的随意是显而易见的。按照写文章中规中矩的“立意标准”，既然题目为“故都的秋”，那么老北京这座“故都”的深厚文化历史底蕴，自然不应忽略，然而郁达夫却偏偏不墨守成规；对老北京秋景的记述，作家舍弃了故宫内外的古坛红墙、银杏树下的金黄大道、香山的枫树红叶等最知名的意象，只聚焦于槐树落蕊、秋雨秋蝉、破壁牵牛花之类的景致；结尾的早早收束，更让人意犹未尽。然而艺术王国从来不以“客观全面”论成败得失，有时候，一部作品的“局限”或“欠缺”，反而更可能成为艺术个性的鲜明标志。
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，活动范围以南方为主。但就是这样一位对北京不无隔膜的“江南文人”，却如此传神地揭示出北平的艺术文化神韵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是身为“南方人”的他来到北京而产生的新奇感和文化震惊感。郁达夫用“熟悉的陌生者”和“奇异的欣赏者”的双重视角，将北京秋色的奇异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作家笔下，连老北京最寻常不过的秋雨也比“南方的下得奇，下得有味，下得更像样”；北京人习以为常的生长在“屋角，墙头，茅房边上，灶房门口”的枣树，其旺盛的生命力让郁达夫惊叹不已；至于皇城根下过着寻常日子的普通百姓，他们早晨起来“泡一碗浓茶，向院子一坐”，一边望着“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”，一边聆听着“青天下驯鸽的飞声”，从老北京人这些悠闲惬意的日常生活中，郁达夫感受到的是无穷的诗意。
以“气味相投”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郁达夫对北平的审美观照，笔者认为颇为恰当。喜欢游历的郁达夫阅城无数，不时以“把玩”的态度遍尝人生百味。特殊的经历、家世教养和文化熏陶铸造了郁达夫天性聪慧与纤细敏锐的个性，使他对于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充满敏感和爱恋。正是在这里，在1934年8月的北京，郁达夫充分管窥到了秋的极致、美的极致。
现代文坛上最知“北京味”的，当然非老舍这类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莫属。“我真爱北平”，老舍在散文《想北平》里如是说，这种爱一往情深，已发展到“要说而说不出”的无以言表的程度。老舍通过与巴黎、罗马等西方城市的比较，凸显的是北京无与伦比的日常性、家园性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这座都市的宜居特质。老舍笔下的北京是一座典型的家园之城、理想之城，像极了一位老母亲或生命摇篮。这与郁达夫带着奇异的眼光，以赏玩的目光注视并欣赏着北京这座“故都”的奇异之美、梦幻之色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不同于老舍，郁达夫从北平这座“故都”的秋的深味里，更多地体验到既幽远深沉又萧索悲怆的悲凉之美。细察他对“故都之秋”的品味流连，几乎将目之所及、听之所及等感官体验统摄于“味觉”之中。郁达夫不经意间酿出的“京味”未必最浓烈、最深情，却最富艺术美感。与此同时，来自北方“故都”的悲凉之风也使得他的文风大变，“江南才子”的缠绵脆弱遂变为颇有“燕赵遗风”的苍凉悲怆。一如几年后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，流落异国他乡的他在“国破家亡”中，一变而为隐忍顽强的抗日斗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