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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余载了，我始终珍藏着北京吴先生寄来的一封信。每当展读此信，便仿佛在他的引领下，重又回到从前在北京那家充满温情的医院，那里的人们，虽非亲人，却胜似亲人。
那还是1990年9月下旬的一天，我独自从湖南乘坐绿皮火车前往北京某医院求治耳病。接诊的于主任大概是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，问我家乡在哪里？我答：“湘潭。” 她微笑着说：“哦，那咱们算得上半个老乡，我爱人老家也是湘潭。” 顿时令我倍感亲近和温暖。
在这家医院里，我还遇到很多令我感到温暖的人，有病友，有病人家属。
入院后，我认识了一位患腰突的吴先生，严重到日常不能行坐。他的一些治疗是在病床上完成的，几乎每次都会大叫 “哎呀”一声。第一次被他吓到后，他缓过一阵后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这是这个医院治腰突非手术特色疗法，没办法，痛死我了，这男子汉大丈夫还真不好当！”
吴先生得知我是外乡人，每次他夫人来送饭时，他都让夫人拨下一大半好吃的菜给我吃；我家里寄来包裹，他也让夫人把自行车借我去邮局取件；有天晚上医院礼堂有相声名角演出，我不知道怎么领票，他就把他的票送我，让我这个从未在现场观看过名角演出的人大开眼界……
还有一位长期陪护瘫痪卧床大爷住院的大妈，也特别照顾我，待我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。她很健谈，时时和我聊家常，询问我有几个小孩、工作累不累、日子过得怎么样，让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如同在家。大妈自己做饭，怕我在医院食堂吃得太省，总是叫我去她那儿改善伙食。她还安慰我，这个医院的医疗水平很高，给了我莫大的信心。
我也常常帮她给大爷洗头、刮胡子、擦澡、翻身。听说大爷住院一年多了，这位70多岁的大妈，日复一日悉心地护理着毫无好转希望的大爷，她用她的不离不弃、无怨无悔诠释着相濡以沫、忠贞专一的夫妻深情。一天，我问她：“您没有工作，要是大爷走了，今后生活可怎么办？” 我这般询问，是想了解她日后是否需要他人帮助，若有需要，我定当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她却说：“我可以领取补助，而且我身体好，我也可以力所能及地去打打零工，我会好好生活下去的。” 她的回答让我十分意外，我原本以为她会声泪俱下，以期得到别人的同情资助，她却这样独立自尊、不慕同情，我望着她，忽然觉得她是那样高大。
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，我的耳病有所改善，经电测听，听力提高了10多分贝，剩下的疗程可以回老家继续完成了。临走时，大妈依依不舍，说了许多叮咛的话，还把10多个自己做的茶叶蛋送给我。我也专门去跟吴先生道了别，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。
坐在回家的火车厢里，吃着大妈的茶叶蛋，感觉自己这次来北京并非是来治病，而是出远门走了一趟亲戚。这里的人，本来是我并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他们却对我如此温馨亲切，我就像被泡在蜜糖里，浑身被爱意包裹着。回想在医院里的美好片段，我感动不已，不由得落泪。
回到家后不久，我惊喜地收到一封吴先生的来信。饱受腰突之苦、行动不便的情况下，从不写信的他，还热情洋溢地给我写下这封信，告诉我他已可以走一走了，他用他治疗好转的情况，鼓励我继续坚持治疗，还说，若有需要他帮助之处，他定会尽力而为。
吴先生和病友及家属们的深情厚谊，我无以为报，感念至今。
